中医 批判 中医 批判 中医 批判

当辩论的时候，中医总是振振有词“俺们跟科学不是一个体系，不要拿你们的标准评判俺们”。要真是这样倒也不错，至少少了许多无谓的口舌之争。可问题是，一下辩论台，中医马上变了个脸，到处拉着科学攀亲戚。我可不是瞎编排中医，事实俱在，无法抵赖的。凡是科学界出现了什么新东西，中医马上就套进去，也不管合适不合适。科学界出了“系统论”，于是中医立马就是“系统论”了；科学界出了“复杂科学”，中医自然马上就是“复杂科学”了。我倒要问问，中医为啥这么爱科学？
我发现，中医套起西医术语来也是毫不脸红的。比如翻遍了中医典籍，也没看到半个字提到“感染”“细菌”“病毒”之类的概念，可现在的中医时不时的吹嘘自己“抗感染有神功”“抗病毒有特效”，这算不算是变节倒向了西医的怀抱？也有的老中医脸皮薄点，在吹嘘“抗感染”的时候还要扯一通“湿邪”之类的鬼话，问题是从未做过比较研究中医咋就能冒冒失把“湿邪”之类的中医概念与西医的“感染”等同起来？这难道这就是所谓的“中西医结合”？
中医爱科学，那是因为一个脑子正常的人都知道科学是全人类智慧的结晶，是好东西，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医不搭上科学的肩膀很快就会被边缘化，很快就会烟消云散。
但是，科学可不愿意搭理这个自己找上门的假亲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医的消亡是迟早的事。
或许中医早就消亡了，只是我们自己不知道。


中医不是唯一的传统医学
2011年12月3日 Scipark 发表评论 阅读评论
作者：龙哥
许多热爱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意识强烈的人认为其他民族没有传统医学，存在了数千年的中医是最古老的、甚至是唯一的传统医学，更有人认为传统医学是中国人独特的发现和创造。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狭隘的认识。如果把视野放得开阔些就不难发现，并非只有中华民族才知道与疾病抗争，人类很多民族都曾拥有过传统医学。而现代医学也不是横空出世的，而是在传统医学上逐步发展起来的。
在各种传统医学中，无论其历史的悠久、还是理论的完备以及成就的斐然，中医都不是出类拔萃的。考古学证据表明，早在远古时代人类就可以治疗骨折和脱臼，植物、动物和矿物被全人类普遍用作药物。放血和外科手术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出土的木乃伊证明包皮环切手术更是源远流长。古代医书还记载了人们使用肌腱制成的线来缝合伤口，最奇妙的是古代非洲和美洲的外科医生会利用蚂蚁咬合伤口，并使蚁腭残留在伤口处成为“缝合器”。
即便是那些没有文字的土著部落，也大都掌握了一些原始的医疗技术，如针刺、放血、按摩、接骨、草药等。这说明人类在最初认识自然、抵抗疾病的过程中存在着相似的朴素思想和实践体验。以现代医学的眼光来看，传统医学的理论和方法显得愚昧可笑，疗效也乏善可陈，但正是各种传统医学的不断融合与发展，才造就了现代医学的辉煌。
美索不达米亚的医学
美索不达米亚指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流域，大约以现伊拉克南部地区为中心。这一地区最早的文明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000年，公元前3000左右的楔形文字记载了肝脏是血液的中心，疾病分为热病、中风、精神症状、眼病、耳病、黄疸病等，此外还有对风湿病、心脏病、肿瘤、脓肿、血吸虫病、痢疾、肺炎、皮肤病及性病的记载。有些描述与现代医学已十分接近。
在楔形文中还记载了几百种药物，如罂粟、曼陀罗、没药、大麻、甘草、肉桂、阿魏、芫荽、大蒜、莨菪等；还有动物的各种脏器及矿物药，如明矾、硝石、铜盐和铁等。所使用的剂型有丸剂、散剂、涂敷剂和灌肠剂。经验治疗方法则有按摩、冷敷、热敷、灌肠和绷带包扎法，并且知道用葡萄酒处理伤口来避免感染。
美索不达米亚医学在理论上把人体比做“小宇宙”，认为一切自然现象都会影响人体，人体构造与天体运行对应，星体的运行与吉凶祸福和疾病健康有关。这种“取象比类”的解释人体的方法与中医的“天人合一”观点几乎完全一致，但是比中医早了几千年。
公元前1792年，汉莫拉比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创立了巴比伦帝国。被称为人类第一部成文法典的《汉莫拉比法典》就诞生在这一时期，其中涉及医疗活动的内容很多，显示出当时医生已是一种职业，并有了内、外科医生的分工，青铜手术刀具已在医疗中广泛使用。《汉莫拉比法典》条文中包括医疗费用的收取、治疗失败的处罚等，其中眼科手术的费用是治疗骨折或扭伤的2倍以上，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掌握了较为复杂和精细外科手术。
美索不达米亚人开创了人类早期医学，认识到不同疾病存在着一定的区别，应采取不同的方法予以治疗，如手术或药物。同时也试图用人与自然的“整体观”来解释疾病和健康的原因，中医在几千年后才形成类似的认识和观念。

埃及传统医学
在埃及公元前2500年的雕塑中，就可以看到当时外科医生实施手术的情形。古埃及最早的医学专著是纸草文医书，成书时间约为公元前1900～前1500年，其内容涉及公元前3000～前2500年的记载。现在发现的有康氏纸草医书、史密斯纸草医书和埃伯斯纸草医书。
纸草文医书记载了多种疾病，并分为肠道病、出血病、呼吸道病、皮肤病等不同类别。诊断上采用了脉诊、触诊、望诊等方式，治疗上采用了发汗、催吐、利尿药物和灌肠、刺络等方法，应用了脓肿切开、浅表肿块切除、包皮环切等外科手术，并已经使用高温消毒的方法。并提到了用夹板来固定骨折部位的方法。此外还有检测怀孕、预测胎儿性别以及避孕的方法。
纸草书中记载的药物达数百种之多，药物种类包括有动物药，如牛、驴、鹿、羚羊、老鼠、蝙蝠、昆虫、动物脏器甚至排泄物等；植物药如葱、蒜、乳香、芦荟、罂粟等；矿物药如盐、铜等。使用的剂型有丸剂、栓剂、软膏、悬液、灌肠液等。

在人体解剖知识方面，古埃及人认为血管系统始于心脏通向全身，并通过脉搏察知心脏搏动。采用观察和类比的方法把气候、河流及人体现象联系起来，建立了原始的体液病理学说。认为人体由土（固体）、水（液体）、火（体温）、气（呼吸）等构成，气与血应处于平衡状态，气血失衡就会产生疾病。这些观点与中医的五行及气血理论基本相同，而中医大约在1000年以后才形成类似的认识。
印度传统医学
自西汉时起，中印之间的文化交往渐多，在佛教输入中国的同时，印度医药学知识也随之而来，对中医体系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印度古典医学的主流体系是阿输吠陀医学，也译为阿育吠陀或生命吠陀，其起源于可追溯到公元前2500年。《阿输吠陀》分内科学、外科学、儿科学、毒理学、回春术、催欲术、邪魔病、头颈病八个章节。印度医学认为人的机体功能是由“气、胆、痰”这三个要素决定的，三者平衡即表现为健康，疾病是因为这三个要素失衡导致的。同时还认为机体是由地、水、火、风等元素组成，人体存在一定比例的“基本物质”，相当于中医的“元气”，调节机体的基本物质以提高机体的抗病能力是治疗的重要思路。
约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阇罗迦集》是阿输吠陀医学体系的内科巨著，共120章，主要记载了以药物治疗疾病的方法。在诊断方法上，印度医学除了问诊、触诊和听诊外，还重视对病人排泄物和分泌物的检查，比如通过尝尿液来诊断“糖尿病”。《阇罗迦集》认为世间万物皆可入药，记录了大量的植物药、动物药和矿物药。植物药按根、皮、叶、花、实分成五类，动物药包括胆汁、骨髓、血液、尿便、精液、骨、角、爪、蹄、毛发等。其中常用药物50类，共计500种，功效分为滋养、助消化、促食欲、解毒、发汗、催乳、催精、消渴、平喘止咳、解热镇痛等。药性分为辛、甘、酸、苦、咸、涩六味， 其复杂与深奥比中医药物理论有过之而无不及。阿输吠陀医学共有5000多种单味药和复方，几乎所有的药材均需要炮制 。
在古印度医学发展了约2000年后，中国才出现《黄帝内经》，并提到药物“自西方来”。中医药物学形成独立的体系，即“本草”概念与著作的产生时间均不早于西汉末期，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成书大约在东汉时期。此后的《肘后百一方》、《本草经集注》、《诸病源候论》、孙思邀的《千金要方》与《千金翼方 》、《外台秘要》、《证类本草》等均有大量印度医学的内容，如地水火风、百一病生等理论。当时流传甚广的“千金奢婆万病丸”和“奢婆汤”也是来自印度神医奢婆。
《妙闻集》则是外科经典著作，以手术治疗为主。记载了101种外科手术器械以及剖腹产、白内障摘除、结石摘除、截肢等手术方法，同时注意到了手术过程中的疼痛和感染问题。《妙闻集》还记载了“脉”是管道与通路，其功能是输送气态或液态的物质。与中医的经络学说基本类似，《妙闻集》中的“经络”有24条并进一步细分为诸多小的分支，“穴位”共107个，并有详细的刺络放血疗法，如Chakra针刺方法。比较常见的是鼻子整形术，由于印度刑罚中有割鼻的条例，整形术随之发达。医生在患者颊部或前额切下一块皮肉，但不完全分离，再划开鼻子的部位嵌入，待生长后再与原来的部位分离。

中医眼科手术是陇上道人（俗姓谢）从印度僧人处学来的，印度著名的眼科医生龙树所著的《龙树菩萨眼论》也被翻译成中文。其中金蓖决障术（用金针拔除白内障）最为知名，刘禹锡诗曰 “三秋伤望眼，终日哭途穷。两目今先暗，中年似老翁。看朱渐成碧，羞日不禁风。师有金蓖术，如何为发蒙”。白居易也有诗“人间方药应无益，争得金蓖试刮看”。
正如佛教的传入一样，中医受印度传统医学的影响至深，从理论到药物都带有浓厚的印度医学色彩。季羡林先生曾就印度眼科手术传入中国做过详细的考证，可惜此后鲜有人再对此类问题加以深入研究，中医界对此更是闭口不提。或许，中医大体上只是印度医学的中国式翻版，这个问题只能期待有志者进一步的研究。
阿拉伯传统医学
公元750年以后的阿拔斯王朝时期，阿拉伯医生制造出了许多举世闻名的药品，如车前子散、天竺黄散、生沉散、大黄并子方、龙涎香、蔷薇水等。阿拉伯医学中有完善的复方理论和丰富的制剂，以主药、佐药、替代药巧妙搭配组合。常用的药物达1400余种，剂型有糖浆、软膏、擦剂、乳剂、油脂剂等，丸药的金、银箔衣也是阿拉伯医学的首创。
拉齐（公元865～925年）是著名的阿拉伯医学家，他所著的《曼苏尔医书》和《医学集成》被译成拉丁文广为流传，备受西方医学界推崇，堪称不朽的名著。直到公元17世纪，欧洲各国医学院还将《曼苏尔医书》作为主要的教科书。拉齐创造了一系列医学史上的第一，如第一个使用动物肠衣制线用来缝合伤口；第一个明确叙述了天花与麻疹的症状及两者的区别；第一个主张在病人服用新药前应先用动物做试验；第一个注意到疾病的遗传性。
伊本·西那（公元 980～1037年）是另一位伟大的阿拉伯医学家，其五卷巨著《医典》达上百万字。创新之处包括，区分了纵膈障炎和胸膜炎；确认了肺结核的接触性传染；明确了水和土壤是传播疾病的环节；断定钩虫病是由寄生虫造成的。突出的贡献是首创了皮下注射、从毒麦草中提炼出麻醉剂。《医典》中还包括760多种药物的性能。


此外，由于成吉思汗的蒙古军队中配备了大量的精通外伤科和骨科的阿拉伯医生，将这方面技术逐步传授给中国人，由此弥补了中医的巨大缺陷。
古希腊–罗马传统医学
约公元前500年，留下万古名言——“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的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创立了火、气、水、土四元素说，并认为火是宇宙万物变化的基础。提出了火变气、气变水、水变土、土生水、水生气、气生火的循环过程。认为这四种元素变化出世界万物，这些观点贯穿在古希腊医学理论中，也成为古代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基础。
公元前400前后的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至今仍被尊称为“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文集》堪称人类医学史上的伟大经典作品。希波克拉底提出了“四体液”理论，认为人的健康是由于四种体液和谐平衡的结果，体液失衡就会导致疾病。希波克拉底还观察到了心房和心室，认为脑是感觉的中心，对骨骼的记载比较详细。对于血管的认识则较模糊，误认为动脉行气、静脉行血，这与晚些时候后的中医气血理论基本一致。此外，对心脏的循环功能也基本没有认识。《希波克拉底文集》之《空气、水和处所》强调了健康与环境的关系，提出了整体观和预防思想，《摄生法》则介绍了有益于健康的饮食和生活方式，也即中医所谓的养生。
此后的古希腊医学家希洛菲利斯发现了大脑、脊髓和神经之间的联系，发现了人脑沟回的复杂性与人类高级智慧的联系，指出脑是智慧的中心，而不是像以往认为的心脏是智慧的中心。此外，还描述了小肠，命名了十二指肠，发现了前列腺。他还记述了眼的解剖，如睫状体、玻璃体、视网膜等。首次研究了女性生殖器官，对卵巢、输卵管等做过细致的描述和探讨。
公元1世纪，塞尔萨斯明确区分了食物治疗、药物治疗、外科手术等三类医疗方式。详细记载了整形术、摘除鼻中的息肉、摘除甲状腺、取结石、骨折等手术，特别是摘除扁桃体手术，与现代医学很相似。塞尔萨斯还详细地记述了当时使用的外科器械，有各式各样的解剖刀、杯、探子、钩、钳等100多种，在庞培城中出土、现存于意大利那不勒斯博物馆中的外科器械，与塞尔萨斯的描述完全符合。塞尔萨斯说：“医学是和理论相联系的，但是医学应当建立在可以看见原因的基础之上，模糊不清的原因不但应当从医学思想中摈弃出去，还应当从医学实践中摈弃出去。”
公元100～200年，杰出的古罗马医学家盖伦出现了，其著作的一部分被大火焚毁，现存约150部。在古代医学史上，盖伦是可以和希波克拉底比肩的伟大而真实的医学大师。他极其强调解剖知识对于医学的重要，在盖伦的解剖学成就中，以骨骼、肌肉、脑神经等部分的解剖发现最为出色。
盖伦区分了骨端、骨干与骨骺，相当精确地描述了大约300块肌肉的形态、起止点和功能。区分了脑神经和脊神经，提出脑神经主感觉，脊神经司运动。在12对脑神经中他发现了7对，并记述了胼胝体、第四脑室、松果体、四叠体、垂体等相当多的脑组织。盖伦还记述了心脏的四个腔和四个孔及瓣膜；清楚地记述了卵圆孔和动脉导管；已知大多数静脉与动脉并行，并把由小肠到肝的静脉称为“门静脉”。
盖伦还是实验生理学研究的先驱，以前，人们普遍认为动脉行气不行血，盖伦做了一个简单的实验否定了这种错误观点。他从动物身体上分离出一段动脉，两端结扎，然后从中间剖开，结果流出了鲜红的血液。在神经生理学方面，盖伦的研究尤为出色，他所做的脊髓离断实验，不论在实验方法上或实验结论上，都与现代医学非常相似。
在治疗方法上，盖伦提出了饮食、药物、体操、按摩、放血等。盖伦记述了540种植物药、180种动物药、100多种矿物药，盖伦非常理性地摒弃了当时人们常用做药物的粪便、尿液等分泌物，并指出草药中含有效成分，也含有害成分。

现代医学主要是以古希腊-罗马的传统医学为基础不断发展而来的，用实证代替想象是古希腊-罗马人对全人类的伟大贡献。而这一时期的中医还没有真正的解剖学概念，刚刚知道靠想象和猜测来解释人体、疾病和使用药物。
其他民族的传统医学
泰国传统医学，泰国古医认为人体与风、土 、水、火四个因素密切相关，四要素处于平衡状态人体才能保持健康。泰国传统医学应用的药物近5000种，包括植物药、动物药和矿物药。剂型有24种，以散荆、蜜丸和煎剂为主。复方也很常见，个别大复方药材达百味。目前泰国政府禁止传统医生进入医疗保健体系。
俄罗斯诸民族也有丰富的传统药物，如首蒲、款冬、益母草、芦荟、药蜀葵、茵芹、睡菜、金龙胆、拳参、柞栋、伞埃蕾、甘兰、大尊麻、地榆、直立委陵菜、胡椒薄荷、理路柏、药蒲公英、大车前、洋艾、洋甘菊、沼泽鼠曲草、黄篙、欧著草、桦覃、欧越桔、艾菊、欧草苟等。
德国传统医学的植物疗法也同样使用了委陵草、一枝黄花、鼠曲草、山楂、龙胆、天门冬、薄荷、茜草等。非洲土著医生常用樟树治疗疟疾，其它如多叶甜舌草、斑鸡菊、小花风车子、铁青树等也是常见药物。
可见人类各民族虽不一定都有自己的完整医学体系，但实践性的探索却是相当一致的。用自然界中的植物、动物或矿物治疗疾病是所有人类本能的尝试，虽然多无效果但也聊胜于无，这里面没有任何深奥和神奇的因素。
中医仅仅是一种比较落后的传统医学
各民族传统医学的起源与发展固然有着不同的文化和社会印记，但同时也存在着共同的朴素认识和主观想象特征。传统医学在人体形态学知识方面都存在着将实际所见与想象结合并加以描述的普遍现象。在近代解剖学之前，所有的传统医学都只能以粗浅观察的方式来了解人体。在原始的认识基础上，人们只好借助想象来完成对人体解剖结构的描述和推测，并以猜测的方式对功能做出“合理”的解释。
由于中国古典文明的起源并不算早，中医形成系统的知识体系的时间也明显落后。中医在起源上比人类早期的传统医学要晚约2000年。所以，中医的历史并不悠久。在传统医学理论上，存在着人与自然、三要素、四元素、四体液、阴阳五行等类似的医学观点。起源不同但却非常相似，说明人类在认识人体和疾病的过程中具有相同的规律，是人类对客观世界普遍的朴素认识。同时，传统医学药物的起源同样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均取之于天然的植物、动物和矿物，这是别无选择的必然，不存在丝毫独到之处和神奇的原因。
由于普遍存在的认识误区，很多人误以为中医因其悠久的历史和“博大精深”屹立在东方，至今依然可与现代医学分庭抗礼。把传统医学中不能证实的含混理论喻为“博大精深”，并认为此类学问只存在于中国古代的看法是典型的井蛙之见。中医仅仅是传统医学的一种，不仅不具有与现代医学并列的地位，而且是比较落后的传统医学。

古人不是超人

中国人自古就有“复古”的思想，这一思想的极端表现就是把古人看做超人。厚黑教主李宗吾就曾经对儒学发牢骚说“世间顶怪的东西，要算圣人，三代以上，产生最多，层见叠出，同时可以产生许多圣人。三代以下，就绝了种，并莫产出一个。秦汉而后，想学圣人的，不知有几千百万人，结果莫得一个成为圣人，最高的，不过到了贤人地位就止了。请问圣人这个东西，究竟学得到学不到？如说学得到，秦汉而后，有那么多人学，至少也该再出一个圣人；如果学不到，我们何苦朝朝日日，读他的书，拼命去学？”其实李教主的质疑也可以应用到中医身上，我们似乎也可以问问自己为什么中医的神医几乎都是千年以前的？
其实了解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古人生活的环境是及其简陋的，根本不可能对物质世界的规律进行细微而翔实的研究——因为既缺乏有效地工具，也缺乏相应的方法学。在这种情况下古人发展出来的学说理论大多建立在臆测的基础上，久而久之这些臆测也不可避免的玄学化。不但中国人如此，所有的古文明都是如此。比如古代医学，印度的三体液学说，希腊的四要素，中国的五行，相映成趣。正因为古代医学大多建立在臆测的基础上，所以发展不出有效地治疗手段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即以传染病而言，古人没有显微镜，自然不可能发现传染病的真正病因是细菌、病毒这样的微生物，所以在解释传染病的成因时只能把传染病与一些自然界的现象（寒、热、燥等等）通过臆测联系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发展不出对付传染病的有效手段。所以传染病一直是困扰古代世界的重大问题，多少文明因此而衰退甚至消亡。科学发展起来以后，真正弄清了传染病的病原，在此基础上通过若干代科学家的努力，开发出了种种的药物与疫苗。到目前为止，困扰古代世界的很多传染病（比如天花、小儿麻痹症、霍乱等等）基本上已经绝迹或者被有效控制——科学比古老医学的臆测的优势是不言而喻的。
也有的人认为，古人几千年的实践，总归有些宝贵的经验。宝贵的经验自然是有的，即使是猴子、猩猩等在进化的过程中也能形成一些好的经验（比如有的猩猩得病后会找特定的植物叶子帮助康复）。但问题是，古人的好的经验淹没在很多荒谬的或者错误的经验里，这就需要我们从历史的垃圾桶里仔细整理，仔细鉴别——当然是用科学方法鉴别。值得提出的是，有些经验是好的，但是时代发展了有了更好的方法，于是这些古老的经验似乎也没有继续研究的必要。比如今天已经有了更好更安全的麻醉剂，那像”麻沸散“这样的古代麻醉剂似乎也没有存在的必要——当然，这只是我的一家之言。
古人局限于环境，有很多的谬见，这我们可以理解，所以我们也没必要苛责古人。但在科学昌明的今天，不思进取却抱着古人的大腿，古人地下有知也会啼笑皆非的吧。

中药是验不得的

自从批判中医的风潮以来，各方的观点已经表述的很清楚了，其中比较有代表的是方舟子先生的“废医验药”说。“废医”自不必说，中医理论说白了就是玄学，玩玩文化可以，指望它指导治病救人实在不靠谱。但方舟子先生还是给了中医一条出路，那就是验中药，希望一些有用的中药经过科学验证能为现代医学所有。方先生的想法从理论上来说是可行的，但以我对中药的了解，我觉着中药是验不得的，也没有必要验。
首先，绝大多数中药是复方而不是单方。这就牵涉到中医的“君臣佐使”理论。所谓 “君臣佐使”，按照《神农本草经》的说法“上药一百二十种为君，主养命；中药一百二十种为臣，主养性；下药一百二十种为佐使，主治病；用药须合君臣佐使。” 也就是说对于复方而言，“君臣佐使”的比例是因人而异的，并没有固定的比例。那好了，我现在花了很多钱花了很多时间来验一个方子，结果是否有效且不说，到时人家中医给我上一通““君臣佐使”的课咋办？再说，人家中医是讲辩证个体化治疗的，我怎么做临床试验？莫非把地球人都实验一遍？
其次，中药对药材的”要求“很高。同一种植物长在不同地方或者不同的节气对中药而言药性都不一样，而且对于中药的药性又没有统一标准，我们也无从知道古人用的药材与今天的药材有没有差异。那好了，我现在花了很多钱花了很多时间来验一个方子，结果是否有效且不说，这时如果有人跳出来说我用的药材不对，应该用某地某处的药材，那我岂不得撞墙死？
再其次，从现代制药的观点来说，化学成分越复杂副作用一般也越强。中药复方中的成分异常复杂，且并非固定，其中是否有有效成分且不提，那剩下的无效成分怎么办，副作用怎么研究？要是把复方变成单方或者直接提取单体有效成分，这倒可以解决问题，只是这怎么看都像是天然药化而不像中药了，人家中医认吗？
结论：中药验不得，也没法验。

国学大师梁漱溟看中医与西医
节选自《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
西方化的科学采色就是样样东西都带着征服自然的威风，为我们所不及。举凡一切物质方面的事物，无不如此。然则这征服自然便是他们的共同异采了。再去看他这些东西是怎样制作的，与我们向来制作东西的法子比比看。我们虽然也会打铁、炼钢、做火药、做木活、做石活、建筑房屋、桥梁，以及种种的制作工程，但是我们的制作工程都专靠那工匠心心传授的“手艺”。西方却一切要根据科学--用一种方法把许多零碎的经验，不全的知识，经营成学问，往前探讨，与“手艺”全然分开，而应付一切、解决一切的都凭科学，不在“手艺”。工业如此，农业也如此，不但讲究种地有许多分门别类的学问，不是单靠老农老圃的心传；甚至养鸡牧羊，我们看着极容易作的小事，也要入科学的范围，绝不仅凭个人的智慧去做。总而言之，两方比较，处处是科学与手艺对待。即如讲到医药，中国说是有医学，其实还是手艺。西医处方，一定的病有一定的药，无大出入；而中医的高手，他那运才施巧的地方都在开单用药上了。十个医生有十样不同的药方，并且可以十分悬殊。因为所治的病同能治的药，都是没有客观的凭准的。究竟病是什么?“病灶”在哪里?并不定要考定，只凭主观的病情观测罢了!(在中国医学书里始终没有讲到“病”这样东西)。某药是如何成分?起如何作用?并不追问。只拿温凉等字样去品定，究竟为温为凉，意见也参差的很。他那看病用药，哪能不十人十样呢?这种一定要求一个客观共认的确实知识的，便是科学的精神；这种全然蔑视客观准程规矩，而专要崇尚天才的，便是艺术的精神。大约在西方便是艺术也是科学化；而在东方便是科学也是艺术化。大家试去体验，自不难见，盖彼此各走一条路，极其所至必致如此。

科学求公例原则，要大家共认证实的；所以前人所有的今人都有得，其所贵便在新发明，而一步一步脚踏实地，逐步前进，当然今胜于古。艺术在乎天才秘巧，是个人独得的，前人的造诣，后人每觉赶不上，其所贵便在祖传秘诀，而自然要叹今不如古。既由师弟心传，结果必分立门户，学术上总不得建个共认的准则。第一步既没踏实，第二步何从前进，况且即这点师弟心传的东西有时还要失传，今不如古，也是必至的实情了。明白这种学艺术的分途，西方人之所以喜新，而事实日新月异；东方人之所以好古，而事事几千年不见进步，自无足怪。我们前章中说西方的文物须要看他最新的而说为今化，东方的文物要求之往古而说为古化，也就是因为西方的文明是成就于科学之上，而东方则为艺术式的成就也。

西方人走上了科学的道，便事事都成了科学的。起首只是自然界的东西，其后种种的人事，上自国家大政，下至社会上琐碎问题，都有许多许多专门的学问，为先事的研究。因为他总要去求客观公认的知识，因果必至的道理，多分可靠的规矩，而绝不听凭个人的聪明小慧到临时去瞎碰。所以拿着一副科学方法，一样一样地都去组织成了学问。那一门一门学问的名目，中国人从来都不会听见说过。而在中国是无论大事小事，没有专讲他的科学，凡是读过四书五经的人，便什么理财司法都可做得，但凭你个人的心思手腕去对付就是了。虽然书史上边有许多关于某项事情--例如经济--的思想道理，但都是不成片段，没有组织的。而且这些思想道理多是为着应用而发，不谈应用的纯粹知识，简直没有。这句句都带应用意味的道理，只是术，算不得是学。凡是中国的学问大半是术非学，或说学术不分，离开园艺没有植物学，离开治病的方书没有病理学，更没有什么生理学解剖学。与西方把学独立于术之外而有学有术的，全然两个样子。虽直接说中国全然没有学问这样东西亦无不可，因为唯有有方法的乃可为学，虽然不限定必是科学方法而后可为学问的方法，但是说到方法，就是科学之流风而非艺术的趣味。西方既秉科学的精神，当然产生无数无边的学问。中国既秉艺术的精神，当然产不出一门一样的学问来。而这个结果，学固然是不会有，术也同着不得发达，因为术都是从学产生出来的。生理学、病理学固非直接去治病的方书，而内科书外科书里治病的法子都根据于他而来。单讲治病的法子不讲根本的学问，何从讲出法子来呢?就是临床经验积累些个诀窍道理，无学为本，也是完全不中用的。中国一切的学术都是这样单讲法子的，其结果恰可借用古语是“不学无术”。既无学术可以准据，所以遇到问题只好取决自己那一时现于心上的见解罢了。从寻常小事到很大的事，都是如此。中国政治的尚人治，西方政治的尚法治，虽尚有别的来路，也就可以说是从这里流演出来的，申言之还是艺术化与科学化。

我们试再就知识本身去看，西方人的知识是与我们何等的不同。同一个病，在中医说是中风，西医说是脑出血。中医说是伤寒，西医说是肠窒扶斯。为什么这样相左?因为他们两家的话来历不同，或说他们同去观察一桩事而所操的方法不同。西医是解剖开脑袋肠子得到病灶所在而后说的，他的方法他的来历，就在检察实验。中医中风伤寒的话，窥其意，大约就是为风所中，为寒所伤之谓。但他操何方法由何来历而知其是为风所中、为寒所伤呢?因从表望着像是如此。这种方法加以恶谥就是“猜想”，美其名亦可叫“直观”。这种要去检查实验的，便是科学的方法。这种只是猜想直观的，且就叫他做玄学的方法。(从古来讲玄学的总多是这样，玄学是不是应当用这种方法，另一问题。)这其间很多不同，而头一桩可注意的：玄学总是不变更现状的看法，囫囵着看，整个着看，就拿那个东西当那个东西看；科学总是变更现状的看法，试换个样子来看，解析了看，不拿那个东西当那个东西看，却拿别的东西来作他看。譬如那个病人，中国只就着那个现状看。西方以为就着那个样看，看不出什么来的，要变更现状打开来看看，这就是怎样?这就是不拿他当整个人、不可分的人看，却看他是由别的东西--血肉筋骨所成的种种器官--合起来的。所以中医不要去求病灶，因他是认这整个的人病了。西医定要去求病灶，因他是认合成这人的某器官某部分病了。这两家不同的态度是无论什么时候总是秉持一贯的。且看中国药品总是自然界的原物，人参、白术、当归、红花……那一样药的性质怎样?作用怎样?都很难辨认，很难剖说，像是奥秘不测为用无尽的样子。因为他看他是整个的囫囵的一个东西，那性质效用都在那整个的药上，不认他是什么化学成份成功的东西，而去分析有效成份来用。所以性质就难分明，作用就不简单了。西药便多是把天然物分析检定来用，与此恰相反。因为这态度不同的原故，中国人虽然于医药上很用过一番心，讲医药的书比讲别的书--如农工政法--都多，而其间可认为确实知识的依旧很少很少。用心用差了路，即是方法不对。由玄学的方法去求知识而说出来的话，与由科学的方法去求知识而说出来的话，全然不能做同等看待。科学的方法所得的是知识，玄学的方法天然的不能得到知识，顶多算他是主观的意见而已。
我们再去看中国人无论讲什么总喜欢拿阴阳消长五行生克去说。医家对于病理药性的说明，尤其是这样。这种说法又是玄学的味道。他拿金、木、水、火、土来与五脏相配属，心属火，肝属木，脾属土，肺属金，肾属水。据《灵枢》、《素问》还有东西南北中五方，青黄赤白黑五色，酸甘苦辣咸五味，宫商角徵羽五音，以及什么五声、五谷、五数、五畜等等相配合。虽看着是谈资文料，实际似乎用不着，而不料也竟自拿来用。譬如这个人面色白润就说他肺经没病，因为肺属金，金应当是白色，现在肺现他的本色就无病。又姜若炮黑了用，就说可以入肾，因为肾属水其色黑。诸如此类，很多很多。这种奇绝的推理，异样的逻辑，西方绝对不能容，中国偏行之千多年!西方人讲学说理全都要步步踏实，于论理一毫不敢苟。中国人讲学说理必要讲到神乎其神，诡秘不可以理论，才算能事。若与西方比看，固是论理的缺乏而实在不只是论理的缺乏，竟是“非论理的精神”太发达了。非论理的精神是玄学的精神，而论理者便是科学所由成就。从论理来的是确实的知识，科学的知识；从非论理来的全不是知识，且尊称他是玄学的玄谈。但是他们的根本差异，且莫单看在东拉西扯联想比附与论理乖违，要晓得他所说话里的名辞(term)、思想中的观念、概念，本来同西方是全然两个样子的。西医说血就是循环的血罢了，说气就是呼吸的气罢了，说痰就是气管分支里分泌的痰罢了。老老实实的指那一件东西，不疑不惑。而中医说的血不是血，说的气不是气，说的痰不是痰。乃至他所说的心肝脾肺，你若当他是循环器的心，呼吸器的肺……那就大错了，他都别有所指。所指的非复具体的东西，乃是某种意义的现象，而且不能给界说的。譬如他说这病在痰，其实非真就是痰，而别具一种意义；又如他说肝经有病，也非真是肝病了，乃别指一种现象为肝病耳。你想他把固定的具体的观念，变化到如此的流动抽象，能够说他只是头脑错乱而不是出乎一种特别精神么?因为他是以阴阳消长五行生克为他根本的道理，而“阴”、“阳”、“金”、“木”、“水”、“火”、“土”都是玄学的流动抽象的表号，所以把一切别的观念也都跟着变化了。为什么玄学必要用如此的观念?因为玄学所讲的，与科学所讲的全非一事。科学所讲的是多而且固定的现象(科学自以为是讲现象变化，其实不然，科学只讲固定不讲变化)，玄学所讲的是一而变化、变化而一的本体。我们人素来所用的都是由前一项来的观念，或说观念的本性就是为表前一项用的。照他那样，一就不可以变化，变化就不可以一，所以非破除这种成规，不能挪到玄学上来用。破除观念的成规，与观念的制作不精纯，极相似而不同。大家却把中国学术，单看成制作不精纯一面了。当知中国人所用的有所指而无定实的观念，是玄学的态度，西方人所用的观念要明白而确定，是科学的方法。中国人既然无论讲什么，都喜欢拿阴阳等等来讲，其结果一切成了玄学化，有玄学而无科学。(其玄学如何，另论。)西方自然科学大兴以来，一切都成了科学化，其结果有科学而无玄学，除最近柏格森一流才来大大排斥科学的观念。中西两方在知识上面的不同，大约如此。